毕节市纳雍县居仁街道路尾坝社区在青山环抱中美如画（张晓勇　摄　贵州图片库供图）

工作人员在毕节市赫章县汉阳街道污水处理站清理水槽（罗大富　摄　贵州图片库供图）

提要：在党和国家的深情厚爱下，毕节市乡村迈步走上共同富裕大道，坚持乡村治理守正创新，稳步踏上治理现代化车道。其间，毕节创新探索出的“四治并举”新路子和“五大动力”的经验启示，具有积极的启发借鉴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8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作出重要批示以来，毕节市探索出组织治理、协同治理、韧性治理、数字治理“四治并举”新路子，有力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行稳致远。其中，高位推动、政社互动、同心促动、文化驱动、人民主动“五大动力”的经验启示，很好地实现了国家意志、乡村精神和群众意愿的深度融入，具有积极的启发借鉴意义。

“四治并举”：毕节市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做法

传统乡村治理面临“四难”：一是党建引领较弱，二是群众治理补位差，三是社会组织贡献小，四是数字治理形式化。脱贫攻坚中治理资源下沉以来，毕节市探索创新“四治”破解“四难”，成效明显。

组织治理，党的领导确保整体秩序向稳向好。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毕节市经济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乡村面貌改善最大的黄金时期。同期，毕节市开启了以党建固和谐、以改革促和谐、以发展稳和谐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新篇章。

一方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引领乡村善治。伴随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等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前所未有，碎片性、流动性、逐利性给熟人社会结构、主流价值观念以及集体行动方式等带来了严峻挑战。面对思想上和行为上的动态复杂和不确定，毕节市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强基固本，不断推进制度优势转换成为治理效能。2022年金沙县试点创建村支书工作室，“书记论坛”定期开展线上线下经验交流，迄今集中智慧形成400余条经验并转化为治理举措；大方县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289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较换届前下降2.68岁，中专以上学历较换届前增加36人；金沙县242个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大专以上学历占比49.17%，35岁及以下占比27.27%；百里杜鹃管理区通过支部联建共管提升治理能力，将区直部门和乡村扭成一股绳进行捆绑考核，600余名机关党员干部成为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此外，七星关区的组织联建、大方县的“蹲苗计划”、黔西市的“五级立体组织”等，通过政治引领、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党支部堡垒建设、软弱涣散村整顿等举措，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善治格局正加快形成。

另一方面，推动基层党政“组网”确保治理能力提升。为确保乡村治理根脉稳健，毕节市重点整合党政力量确保乡村治理朝着正确方向前行。一是统筹推进“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精准化治理模式。2023年以来，金沙县“一中心一张网”线上线下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社情民意3458条，办结率达95.3%；全县建立9157个“十联户”单元，选配联户长9157名，群众安全感等持续提升。七星关区依托“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家庭责任”基层社会治理模式，2022年签订家庭安全承诺书14.8509万份，共排查矛盾纠纷715起，化解矛盾纠纷546起。二是创新“党建+”基层治理模式。赫章县集中资源在全县推行“党建+积分”治理模式，截至2022年，全县30个乡（镇、街道）共筹集资金908万元，建积分超市406个，开展积分兑换32万人次。此外，织金县的“四个体系”、黔西市的“六强行动”等，通过“党建+”塑形强基、增加信任存量和激活社会力量等举措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三是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凝心聚力。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乡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80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3716个，全市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15.8万余场次，在广泛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广泛培育主流价值观、丰富活跃乡村文化生活以及持续推进移风易俗等方面作用明显。

协同治理，放权赋能激活自治组织内生动力。新起点新征程，毕节市聚焦自治组织作用发挥，通过引导、培育、激励等举措发挥杠杆作用，不断激活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一方面，强化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发挥。毕节市乡村治理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特点之一，就是为长出来的秩序让渡空间和创设环境。一是培育共治理念。大方县等坚持和推动“六共”治村理念，将共识、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贯穿于乡村治理始终，保证乡村秩序和发展活力并存。二是抓好“头雁工程”。织金县等选优配强既有治理能力又有人民情怀的村组织负责人，“点亮一盏灯，照亮一个村”。大方县的“六型干部”旨在推动乡村干部更好地服务群众需求。三是抓实治理平台。重点推动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等“一约五会”发挥治理作用。截至2022年底，全市3716个村（居）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共计备案村（社区）红白理事会2386个。金沙县在整治违规乱搭乱建方面，2023年第一季度共通过村规民约执行35起，德治制度化为乡风文明、村容村貌改善贡献了力量。大方县287个村（社区）建立了红白理事会，259个村（社区）建立了红黑榜，开展封建迷信问题治理专项行动，在引导移风易俗等方面作用明显。

另一方面，引导多方力量参与乡村治理。一是重视民间组织的作用发挥。通过引导、培育和规范社会组织、民间组织、乡贤协会等自治力量，推动形成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五治合一”治理结构。大方县通过购买服务、引导培育民间组织等方式，为群众诉求提供专业化多样化服务。2023年以来，黄泥塘镇社工站共开展小组活动13场，服务600余人次；“老吾老驿站”累计开展活动40场，服务老人5900人次。此外，织金县村级合作社通过利益联络等方式引导和规范村民行为；百里杜鹃行业协会将景区车位让利给合作社、摊位让利给老百姓，引导形成治理共同体；金沙县一些乡镇的寨管委组织“劳动日”，定期开展村容村貌整治；黔西市一些乡镇的村级协会在调解矛盾纠纷中打头阵等，民间组织参与治理成效明显。二是重视国家帮扶力量的协同治理。在七星关区朱昌镇，致公党中央和广州市天河区通过“民主党派帮扶+东西部协作方式”聚焦环境共治美化家园，仅2021年就投入资金180余万元深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致公党中央还联系企业向朱昌镇捐赠5万元用于积分超市，推动形成民主党派、东部地区与企业相协同的组合治理模式。

韧性治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方式。毕节市乡村治理历程表明，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都是以群众为主体的基层创举。这种以尊重群众主体作用、形成价值共识并激发内生动力为典型特征的韧性治理方式，为乡村有效治理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一方面，推动群众创举成为共识约定。毕节市尊重乡村治理中的群众智慧，提炼智慧最大公约数并以民间约定方式上升为大家认同和遵守的行动规范，德治制度化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典型和亮点。纳雍县骔岭镇小屯村自发探索创建的“七人议事”自治机制，2020年在全镇推广以来，共开展议事816场次，纠正不良行为2546余例。金沙县的“一约框底，五禁治乱”在推动乡风文明中作用明显，岚头镇村民协商制定的红白事管理制度，明文规定操办红白事报批流程、用餐用酒用烟标准、监督机构等，乡村滥办酒席等歪风陋习由乱到治。织金县的“11311”红白事指导标准很好地回应了群众诉求，即婚庆车辆不超过10辆、随礼不超过100元、丧事办理推行3天办理结束、丧事祭祀宰杀牲畜不超过1头、红白事酒席宴请宾客不超过100人，极大减轻了群众负担。2023年以来，百里杜鹃管理区各乡组建村民参与的治理滥办酒席专班，开展督查90余次，成功制止滥办酒席24场次。此外，黔西市丘林村“铁十条”等，将乡风陋习纳入治理重点，通过村里的事村民商量着办，真正实现了让群众自己说事、议事、主事的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极大改善了乡风文明面貌。

另一方面，聚焦乡村贤能引领示范。毕节市尚贤文化浓郁，先贤能人赋予了乡村治理人间烟火味，通过专家讲理论、干部讲政策、群众讲故事等举措，使得礼仪教化进入寻常百姓家。织金县以中兴名臣丁宝桢为典范塑造的文化标识，很好地引导家族治理融入国家治理之中。纳雍县农民吴儒文通过传唱方式宣传好政策和好人好事，带出150多名农民讲师，为乡风文明贡献了智慧。脱贫攻坚期间，很多地方的乡贤寨老更是各显其能，比如金沙县群众自创的“脱贫应知应会猜拳”等，很好地引导传统美德的回归。赫章县积极推动乡贤能人上讲台，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平台推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2023年以来共开展理论宣讲、法律服务、教育服务等文明实践活动1551场次，为乡村有效治理注入了活水源头。

数字治理，技术赋能接轨治理现代化之路。毕节市积极抢抓贵州大数据战略行动机遇，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为统领，通过智慧党建、智慧平台、智慧程序等开发使用凝聚社会力量和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一方面，数字治理瞄准治理效能提升。毕节市数字治理凸显为数字链、需求链、服务链“三链聚能”，实现群众需求和基层服务的无缝对接和精准治理。一是智慧平台“一屏管理”。赫章县的“智慧党建+”有效解决了政策“难”缺公信力、干部“累”缺自治力和群众“散”缺约束力的问题。黔西市化屋村云平台不仅对留守老人服务、乡风文明建设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等实现广泛覆盖，其中的数字门牌系统还接入了村里的电商体系，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同时还让村民切实感受到了数字化带来的真价值。2022年电商收入达到182万元，为乡村治理蓄积了物质基础。二是智慧程序便民利民。毕节市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很多乡村依山而建、傍水而居，由于山势绵延伴随地形切割，因此大聚居小杂居情况明显，如果仅靠传统方式难以满足群众需求。七星关区等通过“数字小院”拉近服务群众的时空距离，兑现群众一码办理开证明、办事情等要求；金沙县等通过微信小程序实现便民服务一网通，有效弥补了行政治理资源的不足。

另一方面，数字治理瞄准公平正义。乡村治理涉及面广，为规避进程中和结果上群众的不公平感受和相对剥夺感，毕节市在非普惠性政策的落实，以及在农户识别、环境整治、治安巡防、便民服务、积分认定及兑换等治理事务中，通过大数据加“铁脚板”确保数字计量、申报和审批客观公正。截至目前，全市有150个城乡社区完成了社区综合信息平台的建设，有37个社区建立了数据服务平台，智慧社区实现线上线下同步为群众开展服务，数字不会说谎，数字治理方式得到广大群众认可，有效提振了政府公信力。

“五大动力”：毕节市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启示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毕节市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努力开实践之花、结希望之果，实现了治理理念从因循守旧到守正创新转变、治理主体从党政为主到一核多元转变、治理方式从碎片化到系统化转变、治理手段从传统落后到技术赋能转变、治理成效从陈规陋习泛滥到新时代新风尚转变。“五个转变”有力保障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行稳致远，乡村风貌与日新日日新，具有以下启示。

高位推动，确保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囿于多种原因，毕节市较长时期内守着丰富的资源却陷入“富饶的贫困”。面对物质口粮和精神食粮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困境，“人民不用管，自己去发展”视为卸责之辞，组织关照至关重要。一直以来，党中央对毕节市关爱有加，无论是试验区的建设还是示范区的提出，都寄托了党和国家对这片热土的深情厚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东西协作的联动、治理资源的下沉和社会力量的引入等，成为党的组织优势在地方治理实践中的生动展示，有力推动了国家意志、乡村实际与群众意愿的有机结合，毕节市乡村治理面貌焕然一新。

政社互动，打造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毕节市乡村治理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根源之一，在于良好的政社互动，即通过基层党政、村支两委、民间组织和人民群众对乡村事务的协同治理，推动治理共同体建设。一是培育价值共识，通过共识凝聚、约定俗成等厚植信任基础，提供思想引领。二是引导集体行动，通过政策设计、技术赋能等推动为民作主向由民作主再向共商共建共享转变，达到治理效果的叠加效应。三是精神文明是灵魂，通过县融媒体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两心”融合建设、乡贤人物的榜样示范与道德劝善等引导集体行动，为孕育公序良俗涵养土壤。

同心促动，发展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乡村治理中的一个共性问题，即非普惠性政策实施中不患寡而患不均导致的低信任甚至冷漠行为，你有我没有的主观感受叠加社交媒体冲击等，同心共谋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考量。未雨绸缪，毕节市重点通过发展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乡村治理中公平正义。一是重大事情群众商量着办，确保议事公开、程序公开和结果公开。二是引导群众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推动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落地落实。三是推动好习惯成为新规则，对群众认可的经验做法制度化，推动个体意识向共同体意识转变。

文化驱动，以精神文明塑形新时代风尚。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只有物质文明建设稳转型和精神文明建设出新貌“二轮驱动”，才能确保乡村治理现代化走深走实。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以后，毕节市乡村物质生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了新台阶。为避免物质文明快速发展中一些群众出现心散、心乱、心慌、心急、心窄“五心”不稳的问题，毕节市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不仅要求鼓起钱袋子，还要求富了脑瓜子。一是发挥传统习俗治理功能，以村规民约、诚信红黑榜等引领道德风尚的回归。二是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及民间传唱等方式，推动主流价值观内化为群众情怀。三是培育新时代道德精英，通过身边好人评议等推出可见、可学、可亲、可仿的模范，为集体行动提供精神坐标。

人民主动，尊重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创举。毕节市全市人口近千万人，很多乡村人多事广。随着治理重心的下沉，乡村治理中小牛拉大车的现象凸显。为应对治理资源不足并保证服务扩容提效，毕节市乡村干部不仅埋头拉车，同时抬头看路，更加重视人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一是善于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并形成经验。比如源于威宁的“四看法”，成为脱贫攻坚中检验贫困程度的标准。二是以干部有为推动群众作为。“吸引眼球不如抓住人心”，乡村干部能吃苦、勇担当、善作为，不断以辛苦度换取群众满意度，干部的以身作则换来了群众的心理认可和行为比拟，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自觉自愿度不断得到提升。

［丁胜单位 / 贵州省社科院　张飞飞单位 /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本文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重点培育学科“公共治理学”（学科编号ZDPYXK202305）学科建设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陈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