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型农业新农村]都市农业于20世纪上半叶出现，本意是都市圈中的农业。目前中国的都市型农业新农村主要指位于大城市边缘，其农业产业主要依托并服务于大城市，农业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互相交融的新型农村社区。
[草厂村概况]通州区漷县镇草厂村位于通州区东南部，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业村，全村有耕地2728亩。2003年初，草厂村党支部在充分征求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支部领路、党员带路、群众上路”的发展思路。目前全年蔬菜产量9500吨，年销售额1800万元，利润850万元。
一直到2003年，距北京市区仅50余公里的通州区漷县镇草厂村还是一个从事传统农业的穷村。随着穷则思变的刺激，草厂村的当家人王连明带领村民依靠发展都市型农业，3年来，500余户农民的生活悄然改变。
种大棚，新农业，给草厂村农户带来的不仅仅是日益增加的收入，他们正在体会一种从未有过的自信，他们开始相信自己会过上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大棚里能洗上热水澡
晚上7点半，村民王士勇拿着一个装满粉红色液体的小喷壶，给大棚里最后一个西红柿授完粉，抓上条毛巾，走到紧挨着大棚的工作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了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蹬上自行车，回家吃媳妇早就准备好的炸酱面。
带头种菜是在赌一把
这两年，王士勇的日子过得很舒心。2004年12月底，他带头承包了村里的两个大棚，尝试种反季节蔬菜。干木匠活出身的王志勇对种菜是个门外汉，他带着“赌一把”的心态试种了一棚黄瓜，第一次试水就让他尝到了甜头，4个月后，黄瓜收获，他净赚了8千块钱。“想都不敢想啊！”原本只想试种半年，挣不到钱就收手的他赶紧又从别人的手里承包了两个大棚，扩大事业。“我估计今年最保守也能挣3万块钱。”对于收成，王士勇胸有成竹，这个钱比他过去干木匠活至少多出两倍。
今年，草厂村的大棚已经从最初的12个发展到近300个，像王士勇一样靠种大棚改变生活的草厂村村民越来越多。这一切的改变，源于草厂村村委会在2003年上半年做出的一个“赌命”的决定。
贫穷刺激当家人思变
草厂村位于通州区东南部，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耕地面积占全村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二，绝大多数村民以种地为生，“但只会种麦子和玉米，一年就两茬，一年的活一个月就干完了，其他时间就聊天打牌，真是穷闲着。”当了20多年村干部的草厂村副书记杨士珍爽朗而直接，她说，草厂村是通州历史上有名的穷村和“三不管”地带，村民辛苦一年的收入也就三四千块钱，村里以前大学生上学靠贷款，娶媳妇没钱靠和亲戚朋友借。
贫穷刺激着草厂村书记王连明的神经，这个农民出身，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就敢于自己种香菇发家致富，被村里人形容为“特别聪明”的草厂村当家人，决心要让草厂村500余户村民在他的任上，摆脱贫穷。
寿光考察坚定变革心
“没有任何经验，没有一点资金，只能赌一把。”王连明说，为了讨论到底干不干，村委会开了十几次会。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村委会到山东寿光的一次考察。“人家那儿的妇女都穿着皮鞋，戴着金项链，一问，人家说一个棚一年就能挣3万块钱！我们一听就傻了眼，不敢相信啊！”王连明说，正是人家成功的经验让他们看到了种植蔬菜大棚的前景，也让他们坚定了决心。
尝试之初遇天灾考验
2003年10月9日，是个让杨士珍提起来就心酸的日子。靠着村干部两年没发的工资再加上党员集资，2003年9月底，村里投资10万元，终于建起了最初党员示范基地里的“12个大棚”，然而10月9日晚上，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风夹冰雹，使这12个大棚毁于一旦。杨士珍记得那场灾难的每一个细节，“我到地里一看，就扑通一声坐下了。”书记王连明一刻也没等，自己跑到香河县买砖和钢架子，刚到半路就累趴下了，被送到医院打点滴。讲起这段往事，49岁的杨士珍掉下眼泪。
推广计划遭遇不理解
最终，12个大棚在镇里的资金和党员义务劳动的支持下，重新建起，并在一年的时间里，扩大到42个，一个种了西兰花的大棚在开春的时候挣了4000多块钱，其它大棚收益也还不错，一年下来，平均每个棚的收入有一万多块钱。最初的成功，坚定了王连明的信心，他决定马上扩大战场，在党员基地之外建设52个新棚，让村民参与进来，然而，他没想到，这个计划刚一开始就遭到了一些村民的反对。王连明知道，这是村民担心没有经验，怕吃了亏，但已经看到的种植大棚的前景也让他坚信，不能因为村民暂时的不理解就止步不前。王连明清楚大伙的担心，他开始挨家挨户游说那些在村里思想相对开通的村民，最终，王士勇、王士镜等4个村民决定尝试一把。
承包大棚得靠抓阄定
“我当时就和书记明说了，就试半年，挣不到钱马上不干！”王士勇说。半年后，王士勇不仅没有收手，还又从其他村民手里转租了两个大棚，这些率先承包大棚的村民成了村里人人羡慕的对象。
2005年下半年，又有52个大棚建设完工，与第一次的无人问津不同，大棚建好后，100多个村民排队在村委会抢号，队伍一直排出了村委小院，最后只能靠抓阄决定。今年9月份，150个大棚又已经建设完成，仍然是供不应求。
大棚内热水器免费装
草厂村的蔬菜种植大棚，一共有两块，一块是位于村北的党员示范基地，一块是位于村南的村民种植区。今年3月份，草厂村刚刚被批准为国家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基地里，300个大棚像棋盘一样错落有致，为了方便农户休息，每个大棚旁边还盖了一个工作间，工作间里挂着一本工作手册，上面写着白萝卜、茼蒿等各种蔬菜的种植规程和注意事项。工作间的房顶上，立着一个村里免费为农户安装的太阳能热水器，一些村民用塑料布在工作间隔出一小块空间，劳累一天后，在这里洗个澡再回家。
无公害和市场化概念
村民杨本权的大棚里，荷兰黄瓜正在丰收，一根根顶着花的黄瓜被整齐码放在筐里，等着运到城里的超市。“现在能卖3块钱一斤，普通的黄瓜也就一块钱。”杨本权说，要想挣钱，必须得种特种菜，种无公害的绿色蔬菜，光靠种点大陆菜，卖不出好价钱。
村民们理解，这无公害就是不能乱用农药，更不能用无机肥，“以前我们种菜，长了虫子，随便打点敌敌畏、乐果就行了，现在可不行，得专门请教专家。”除了“无公害”，另一个经常被草厂村农户念在嘴里的新名词就是“市场化”。从9月12日开始，农户穆有贵的手机里，每天都能收到一条中国移动发送的免费短信，短信的主要内容是当天的天气预报和八里桥蔬菜批发市场主要蔬菜的菜价。这是村里为解决农户信息不灵而和中移动的一个合作项目。每周，杨士珍都要去两次农贸市场，新发地、大洋路、八里桥，凡是有名的蔬菜批发市场，她都熟得很。“去市场看，就是看现在什么菜卖得好，又在流行什么新概念，回来好给村民们指导。一定不能和市场脱节。”
村里谋划做推广网站
除了从市场总结经验，村委会还专门成立了“田间学校”，从农科院、农技推广站请来老师给村民上课，解决大家技术和知识不足的瓶颈。今年，村里投资专门在党员示范基地旁边建起了一个三间大瓦房的专用教室，几十把椅子已经摆放整齐，市科委送来的一个专门用于远程教育的电脑和一个32英寸的背投电视也已经摆在教室里。20岁的大学毕业生王雪是村委会里唯一一个懂电脑的，她正谋划着和马上要来他们村的大学生村官一起给村里做个网站，专门推广村里的蔬菜。
请以色列专家来指导
杨士珍随身都会带着一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了数百个电话号码，有河北建大棚的包工头的，有镇长的，有农科院的老师的，还有村里每户村民的。由于性格外向，杨士珍成了草厂村的“新闻发言人”，各级领导视察、外出考察全都是她出面。“种这个大棚，我们的眼界都打开了，认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以前窝在这穷村子里，哪敢想认识这么多人啊！”杨士珍笑声爽朗，没有农村妇女常见的羞涩和忸怩。
因为种大棚，王士勇认识了从以色列来的专门教他们种西红柿的洋专家。“我经常和他开玩笑，他也会讲中文，但最多不超过10句。”王士勇说，就连以色列的农业参赞也到他的大棚里来参观过，“外村打工的和我说，哟，你们村还来外国人呢，我就笑话他们没文化，人家以色列的西红柿可是种得相当好的！”
个人和集体的新生活
种大棚，新农业，给草厂村500余农户带来的决不仅仅是日益增加的收入，他们正在体会一种从未有过的自信，他们开始相信自己会过上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再过半年，王士勇的大女儿就大学毕业了，他正考虑让女儿回村参与他的大棚事业，“照这样发展下去，我看干大棚比在城里当白领还强，大学生有知识，可以当技术员，我们一起承包几个大棚，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
在王士勇的眼里，能住上独门独院的两层小楼，能用上像城里人用的干净的厕所，出了院子门，就能走水泥地，这样的生活，就是新农村了。
王士勇马上要过上的生活，比他想象的还要美好。副支书杨士珍这两天正忙着和工人商讨村里下水道的改建和太阳能路灯的安装，她还得惦记着正在安装的有线电视线别剐着刚刚栽好的绿化树苗。在草厂村的东南角，已经挖出一个30多亩的大坑，今年就将开工建设一个大型的沼气池，利用村里牛场和羊场产生的粪便和大棚的秸秆生产沼气，直接通到村民的家里和大棚里，生产沼气后的废料，投送到马上要建起来的有机肥厂进行加工，再供给大棚使用，这个生态农业的设想将在明年成为现实。
